【作者：何志成】
一、数据分析引发对经典理论的怀疑
三年以前，我出版了《货币异化与产权革命》一书，其中对货币规律出现异化的本质原因，即创新劳动引领世界范围的劳动价值比较，进而使“劳动”出现异化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做了详细阐述。但我当时已经感到，货币异化理论还不成熟，特别是它的实用性。在后来的三年，我有意识地将货币异化理论应用于外汇市场操作，格外注意采取衍生于货币异化理论的一系列新的市场分析方法，并改变市场熟悉或习惯了的分析方法。这些新的分析方法不但使我在操盘中获益匪浅，更丰富了货币异化理论。而所谓新的分析方法的关键就是：看淡一些被传统理论重视的、被市场经常炒做的所谓重要经济数据。
在我看来，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货币异化的过程，许多过去被认为是真理或铁定的分析方法的规律性认识已经不灵了。如以国界计量的GDP，进出口，贸易和财政赤字，包括物价指数等对汇价的影响越来越小，因为，随着货币的全球化、劳动的全球化、投资的全球化以及产品生产网络的全球化，按照国界统计出来的大量经济数据已经越来越无法说明一个国家或一种货币的真实实力。我深刻地感到：经济的全球化是使货币规律出现异化的最重要外部原因。
怀疑是创新的源泉。我的怀疑是从美元在2004年的大幅度下跌和预言2005年的强势反弹开始的。我在2004年11月曾经发表一篇评论，其中预言，美元在2005年应该大幅度反弹（见北京青年报汇市课堂），为什么有这样的预言，就是我清楚地看到，美国的经济数据并不象美国政府经常公布的那些数据所描述的那样可怕。比如美国的贸易逆差：2004年美国公布的贸易逆差是6660亿美元，而同年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子公司的销售额却达到36830亿美元，是当年美国本土出口额12040亿美元的三倍；更有说服力的数据是，美国公司2004年在海外的盈利为3150亿美元，相当于贸易逆差的一半，当然，这些利润很多是在虚拟金融市场获取的，但如果只有一半来自于实体经济的销售额，美国公司按资本所得和所有权所得计量的出口额也应该有50000亿元，其中当年的增量就达到26%，显然，仅仅是这些的增量就远远地大于美国2004年的贸易逆差6660亿美元。由此看出，美国的贸易逆差虽然已经高达GDP的7%左右，但不吓人！因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在海外也创造着GDP，而这些GDP没有被统计在本土GDP内，显然，若将美国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在海外的销售额统计在美国本土的进出口增量中，反向的数据可能更吓人。
但是，这些数据并没有被市场重视，相反的是，市场却津津乐道地大谈美国政府公布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以此炒做美元的疲软和未来的下跌。由于有了新的分析方法，我们还能相信这些被市场炒做的数据吗？在外汇市场，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被市场反复炒做的美国人不储蓄。从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看，美国人的储蓄率的确已经几年来都维持在零轴之下，相对于亚洲国家，如日本和中国，美国人简直是象疯了一样的花钱。但是，我试分析了一下美国人的资产持有量增长情况，发现其中大有文章。原来，我们所看到的美国人的储蓄率根本率没有考虑到以下三个因素，一是美国企业的储蓄（未分配公司利润）在2001到2004年间从2.1%猛增至4.5%，来自海外经营机构的利润更是大幅度地上升了70%；二是在个人储蓄方面，由于美国人大量投资房地产、共同基金和货币市场及股票，这些权益的收入大幅度地增加，2004年美国个人净财富的增量为美国政府公布的所谓可支配收入的5.6倍。另外的统计证明，美国人拥有公司股权的家庭，从1989年的31.6%稳定增长至2004年的65%。这说明美国家庭的资产结构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由于市场分析师仍然沿用传统的分析方法，没有考虑到这些变化，不仅低估了美国人的实际财富水平，更低估了美元的实力！
正由于我看到了美国良好的经济基本面比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强很多，所以我才敢在巴非特等巨头纷纷做空美元时预言美元指数在2005年会反弹1000点以上。但我没有想到的是，美元在2005年的表现太优异了，它不但超过了1000点，而且兑日元在2005年上涨了19%，兑欧元上涨了14%！这促使我重新审视货币异化理论，特别是货币异化理论中对货币对之间波动率的研究。我发现，在2005年，国际间的短期资本流动大幅度地增加（远远地超过长期资本的增加），短线炒做盛行，在没有任何危机和意外的市场环境中，外汇市场每天的波动幅度仍然平均达到80——120点，也就是说，在国际外汇市场主要的货币对之间每天的波动幅度接近1%，一年的波动幅度普遍地超过10%，甚至接近20%。
如此巨大的波动，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者说，有什么新的理论和分析方法能解释或告诉我们新的规律呢？ 为了探询这个新情况背后可能掩盖的新规律，我开始研究日元。2005年日元的超常规下跌极端地显现了一个在全世界发达国家普遍通行的反规律货币现象。它改变了传统的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却进一步丰富了我的货币异化理论。
我发现，日本在二十年间的GDP成长几乎一直徘徊在零轴之下，而日本的基础货币发行量却始终保持在10%左右（相对于基础货币发行最大的中国，其与GDP相比大出了几百倍）。日本之所以敢开足马力发行货币，借口是需要与通货紧缩做斗争。按照传统的货币理论，加大货币发行力度的确是对付通货紧缩的有利武器，因为过多的货币发行必然刺激通货膨胀，引起物价的反弹。可日本的事实却是，虽然日本央行越来越大胆地发行货币，但对物价却没有构成压力，相反，市场货币量越多，物价越跌，反而为新的货币发行提供了借口。更由于超额货币发行是以零利率做配合，日本事实上将全世界的货币价格压至极低！我进一步研究后发现，这种与邻为壑的货币政策不仅是日本在采用，在近20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都在疯狂地发行基础货币，如，美国的货币发行量长期以来一直以高于10%左右的速度增长，而同期美国的GDP增长不到3%。所以说，日本的情况并不是例外！而之所以日本的货币政策成为典型，是因为美国已经进入了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收获期，进入了大举投资海外，使美元独霸世界之后的货币回流期。由于有资本的回流与利率的提高相配合，才凸显出日本的零利率和超宽松货币政策是多么无理。其实是，美国已经做了初一，日本人只不过是再做十五而已。 问题的关键还不是这里。为什么象日本和美国等国家这样疯狂地发行基础货币，没有导致通货膨胀和货币危机呢？
熟悉凯恩斯理论或马克思理论的学者都应该知道，过量发行货币的结果会是什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而在近20年间，这个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不但没有恶性通货膨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来越大胆地发行基础货币正是在与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做斗争的旗号下（稳定物价）进行的，尽管这些“超额”货币对物价的影响似乎越来越小。
物价对货币的敏感性大幅度地降低，什么原因？我曾经在货币异化一书中试图解释它，而只有在我深刻地领会了这个生动的市场之后，解释它的条件才充分具备。
二、 货币危机被推迟的表象
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超额货币发行而没有导致货币危机，更没有导致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经济现象的思考，引发了我对传统经济学中经济周期理论的怀疑。
经济周期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学最为关心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所谓古典周期波动“繁荣——危机——萧条——复苏” 的经济周期理论仍然是全世界经济学教科书中最经典的基本理论。根据这一理论衍生的货币理论强调经济危机不可避免。或者说，没有危机，就没有繁荣，有了繁荣，就一定有危机，而且，经济危机的最初始现象一般都表现为货币危机。近百年来，对这一经典理论，无论是西方经济学家，还是所谓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都没有进行明确的怀疑。而后者则充分地利用了这一危机理论并将这种理论极端化。即，危机与繁荣不会永远周而复始——危机后面一定有复苏——经济周期的螺旋式上升会使危机的影响不断扩大，直至引发崩溃式的经济危机，导致在繁荣掩盖下的所有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在由一个国家蔓延至另一个国家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无产阶级将通过世界革命的方式、改朝换代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彻底清算。于是经济危机理论“顺理成章”地成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体系中）的“基本理论”或理论前提。
但是，按照以上理论推演，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包括象中国这样少数的发展中国家因为超额货币发行而聚集的流动性过剩规模不仅有足以引发金融危机爆发的“当量”，甚至引发社会革命的“当量”也已足够。但是，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出现经济危机，不少国家还在为物价持续地下滑而头疼——例如日本。可以这样说，今天世界的主要国家——主要指拥有世界货币印钞权的国家，不是没有物价上涨的压力，但这种压力与货币现象（超额发行）基本无关，起码在过去20年的时间内是无关的！
对此，很多学者从经济周期理论以外去寻找答案，更有的人企图从所谓宏观调控的手段日趋高明来解释上述现象，结果是完全地看走了眼。日本的货币政策高明吗？这样大规模地发行超额货币起码是不谨慎的，何况是长达二十年。
我的怀疑还是从研究新的货币现象入手。 过去，我们把所谓的货币危机定位于一种货币的大幅度贬值，而且肯定地与经济过热，货币超量发行联系在一起。而在上世纪80年代所谓“广场协议”以后，日元出现了“紧缩中”的大幅度升值，日本人和全世界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日元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大幅度升值40%也是一种货币危机；过去我们还认为，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有直接的关联性，即货币贬值必然导致银行业的坏账增加、流动性短缺和资产价格急跌（股市和楼市等）及储蓄的贬值（包括挤提），由此引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政治危机。而在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发现，货币危机在很多情况下是好事，因为它可以在深度的危机侵害到实体经济之前对经济失衡进行调整。比如美元的持续贬值可以就延缓经常账赤字的增加，而日元的持续贬值则增加了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等。当然，货币危机毕竟是双韧剑，大多数情况下会导致金融危机，比如，1998年10月俄罗斯爆发的债务危机，不仅导致卢布的大幅度贬值，也使投资俄罗斯市场的许多外国基金破产，同时导致一些货币的非正常的急剧性升值，如日元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对美元升值了20%。但是，这其中的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近20年来，凡是发生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没有世界货币的印钞权。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特别是具有世界货币印钞权的国家相比，它们的货币市场流通量并不一定太多，但为什么在发达国家是风险可控的，在发展中国家却失控了呢？这就引出了虚拟金融市场理论和在世界范围分散风险的理论。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发达国家没有出现货币危机仅仅是表象，因为它们占领了世界货币发行和虚拟金融市场的制高点。货币理论或通货膨胀理论在发达国家“失灵”而在发展中国家仍然有效的情况告诉我们：货币危机未必一定会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是表象，是因为一些发达国家最先进入了新经济时代，最先占领了虚拟金融市场。有了这个认识，就有了怎样推迟货币危机或控制货币危机的新理论。
三、 对《新经济时代》的新思考 在《货币异化与产权革命》一书中，我提出了新经济时代这个新概念，其中包含了许多对更深层次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思考和怀疑。而在进一步研究了外汇市场之后，引发了我对新经济时代与经济全球化相关联的新思考。 为什么这样多的“反规律”货币现象都集中在最近的十几年中才出现呢？这不仅是过去传统的货币理论所不能解释的，也是传统的经济理论所不能解释的。
我首先发现，人类劳动或创造价值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创新劳动出现了，而且在世界范围的越来越多的生产领域中起到了引领劳动价值比较的作用；而更重要的发现是，所谓市场经济的市场变化了，而且是巨变，现代市场经济产生了。这两大变化足以使人类的生产方式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
我在《货币异化与产权革命》一书中，虽然系统阐述了“新经济时代”这个新概念，指出了：新经济时代不是人们常说的新经济或知识经济，它是与人类经过的：采摘与涉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并列的一个新的时代，是在工业经济时代之后人类生产方式发生根本变革的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出现当然地有经济上的本质原因，即人的劳动价值创造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创新劳动（一种不能用简单劳动或复杂劳动丈量的劳动方式）出现并成为劳动价值比较的引领者；而在研究了国际外汇市场之后我进一步发现：更重要的条件是市场条件的变化，一个个单个国家的市场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作为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或远景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并实践。
我为什么将新经济时代的开始期界定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而不是二战结束或知识经济开始出现的50年代。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这个世界是分裂的，世界的市场也是分割的，不可能出现经济全球化和市场自由化的概念。在“冷战”思维盛行的时代，全球的经济格局不可能摆脱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平行市场”的“老死不相往来”状态，新经济时代也不可能到来。
而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接连发生了几件可以称为扭转历史乾坤的大事：苏联的解体；中国在“6.4”之后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欧盟的建立和欧元的出现；911后美国霸权的相对削弱等，这个世界在此时才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前提。
当世界的市场有可能结成整体时，新经济时代才有了市场条件，这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所不可能出现的条件。所以，我把新经济时代的开始期界定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
当有了新经济时代这样的全新概念后，许多以前无法解释的货币现象立刻迎刃而解。反过来说，我们只有从新经济时代的时代前提出发，才能摆脱过去许多所谓传统理论的束缚。
比方说，为什么一些发达国家可以做到货币先行——持续地以超过GDP的增长速度的加速度发行基础货币——因为这些国家，特别是其中的少数大国已经拥有了世界货币的印钞权，它们所印制的货币已经不仅仅是在一个国家流通，而且日益成为世界货币。相反的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能超额发行货币，因为它们的货币没有走向世界。在新经济时代，率先进入全球化的国家使它们的货币流率先实现了全球化。而货币全球化的条件仍然是：“货通天下是汇通天下”的前提，而汇通天下也是货通天下的必然，发达国家的投资，发达国家的创新产品率先占领了世界，发达国家的投资不断在虚拟金融领域进行着创新，这不但使发达国家的货币流有了全世界这样的大市场，更有了虚拟金融这样的大水库，所以，它们的货币流才可能一再地增加；相反的是，发展中国家是资本净流入国，本国的货币发行与不断涌入的外国资本增加的是本土的货币流通量，必然造成经济过热和物价上涨。市场条件完全不同，货币政策和货币理论的应用环境也大不相同！
根据这样的研究成果，我一再地发表文章鼓吹中国需要尽快地融入世界货币体系，加快人民币走向世界的步伐。我的货，我的投资必须加快面向全世界流通，我的货币也必须要流向全世界，强占世界货币体系这个制高点。一句话，只有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潮之中，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这是新经济时代对我们提出的历史性的要求。
四、虚拟金融的现实力量 有很多人问我，什么是虚拟金融，我怎么看不见虚拟金融？我的回答是：用三维空间的视角当然看不到光的弯曲，用传统的经济和货币理论也不能理解虚拟金融。
用传统的视角，我们只能看到一些在金融体系中运转的货币流，比方说，每个国家发行了多少货币，M1、M2、M3增加了多少；但也有很多货币流是看不见的，比方说，在市场中流通的货币流有多少是与实体经济相关，有多少就是在一个个虚拟金融市场轮番炒做。有些货币流的来龙是看得见的，比方说，全世界的石油交易有多少是用美元结算的，但这些石油美元的去脉却看不见——不知道它们去了那里！
在新经济时代，货币流变得非常复杂。但是，复杂的货币流并不等于虚拟金融。虚拟金融是与货币异化相联系的。这是货币异化理论的又一个经典概念。只有虚拟金融市场发达，才可能消化并转移由于超额货币发行所可能引发的货币危机。这是一个延伸概念。 为什么说虚拟金融市场是与货币异化相联系的？我们首先还要回答货币异化出现的本质条件，即劳动的异化。
新经济时代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创新劳动的出现，而创新劳动是劳动异化的前提。创新劳动与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不是并列的概念，这不仅是因为创新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是简单劳动包括复杂劳动都不可能模仿和无法用劳动时间进行比较衡量的，而是因为创新劳动所驰骋的领域已远远地超出了生产物质产品的范畴。由于创新劳动的大量涌现并实现市场交换使以体力劳动创造价值的时代成为过去式，“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个古典的公式，在新经济时代成为常态，只是这个时代的“劳心者”依靠的不是资本或王权，而是自己的悟性和智慧。在创新劳动领导劳动价值交换的时代，凡是复制过去劳动产品的劳动所创造的劳动价值都会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贬值；而脑力劳动由于蕴涵大量的创新成分不仅可以以越来越快的频率创造出任何时代都难以比较的超值劳动价值，而且使个体劳动中凝结的劳动价值（量）之差前所未有地扩大，因此，用（平均）劳动时间去衡量社会劳动价值的平均量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逐渐失去意义。一种不用体力，超越（过去）知识，完全独立于物质生产之外并直接与“自然”结合的劳动不仅被承认，而且属于高级劳动形态。这种劳动不一定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同样创造GDP，因为它满足或实现了一种社会需求——使社会转为储备的、“必然”贬值的大量“剩余”劳动价值能够得到保值增值。
为什么在今天的世界，发达国家发行的“基础货币”会越来越多，本质原因还是因为它们的创新劳动者在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领域创造的价值（量）越来越多，由于创新劳动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社会和全世界都必须以极大的价值量与它进行现实的交换（实际是无数的体力劳动与单个的创新劳动相交换），所以对“基础货币”投放形成持续且越来越大的压力。这是新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货币现象。 但是，货币异化理论更重视这些远远超出满足人类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价值量在以货币的形式投放出去后怎样循环，这是劳动异化引发货币异化的关键。简单地说，这些源于物质生产领域的货币流是否会全部返回到物质生产领域。显然，创新劳动者所获得的劳动报酬是远远地超出他的消费能力的，这些货币如果按传统的货币理论统统投入到消费领域必然引发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而从另一个方面分析，这样大的货币流也不可能完全进入现实的消费领域。由于创新劳动者在创造超额剩余价值的同时也需要维持自身创新劳动能力的扩大再生产（延续自身的创新能力并培养下一代具有创新能力的劳动者），所以，必须将相当部分现实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储备起来（其中当然地包括享受的成分），以备与未来的创新劳动价值相交换。
但是，这种储备与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储备有天壤之别。这个“别”，就是我强调的退出理论。退出那里？实体经济。严格地说，这些多余的货币流如果没有退出实体经济，就一定会诱发通货膨胀，同时也会使创新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在现实经济中出现极大地贬值，并最终毁灭人类的创新劳动！
劳动价值的贬值实际就是货币的贬值，防范货币贬值的办法不是改变货币，而是改变货币的流通方式——用创造新的流通市场或对原来的流通市场进行革命式的改造来对冲或延缓这种贬值趋势。所以说，虚拟金融是与新经济时代联系在一起的，虚拟金融是应运而生。
而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接连发生了几件可以称为扭转历史乾坤的大事：苏联的解体；中国在“6.4”之后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欧盟的建立和欧元的出现；911后美国霸权的相对削弱等，这个世界在此时才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前提。
当世界的市场有可能结成整体时，新经济时代才有了市场条件，这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所不可能出现的条件。所以，我把新经济时代的开始期界定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
当有了新经济时代这样的全新概念后，许多以前无法解释的货币现象立刻迎刃而解。反过来说，我们只有从新经济时代的时代前提出发，才能摆脱过去许多所谓传统理论的束缚。 比方说，为什么一些发达国家可以做到货币先行——持续地以超过GDP的增长速度的加速度发行基础货币——因为这些国家，特别是其中的少数大国已经拥有了世界货币的印钞权，它们所印制的货币已经不仅仅是在一个国家流通，而且日益成为世界货币。相反的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能超额发行货币，因为它们的货币没有走向世界。在新经济时代，率先进入全球化的国家使它们的货币流率先实现了全球化。而货币全球化的条件仍然是：“货通天下是汇通天下”的前提，而汇通天下也是货通天下的必然，发达国家的投资，发达国家的创新产品率先占领了世界，发达国家的投资不断在虚拟金融领域进行着创新，这不但使发达国家的货币流有了全世界这样的大市场，更有了虚拟金融这样的大水库，所以，它们的货币流才可能一再地增加；相反的是，发展中国家是资本净流入国，本国的货币发行与不断涌入的外国资本增加的是本土的货币流通量，必然造成经济过热和物价上涨。市场条件完全不同，货币政策和货币理论的应用环境也大不相同！
根据这样的研究成果，我一再地发表文章鼓吹中国需要尽快地融入世界货币体系，加快人民币走向世界的步伐。我的货，我的投资必须加快面向全世界流通，我的货币也必须要流向全世界，强占世界货币体系这个制高点。一句话，只有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潮之中，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这是新经济时代对我们提出的历史性的要求。
四、虚拟金融的现实力量 有很多人问我，什么是虚拟金融，我怎么看不见虚拟金融？我的回答是：用三维空间的视角当然看不到光的弯曲，用传统的经济和货币理论也不能理解虚拟金融。
用传统的视角，我们只能看到一些在金融体系中运转的货币流，比方说，每个国家发行了多少货币，M1、M2、M3增加了多少；但也有很多货币流是看不见的，比方说，在市场中流通的货币流有多少是与实体经济相关，有多少就是在一个个虚拟金融市场轮番炒做。有些货币流的来龙是看得见的，比方说，全世界的石油交易有多少是用美元结算的，但这些石油美元的去脉却看不见——不知道它们去了那里！
在新经济时代，货币流变得非常复杂。但是，复杂的货币流并不等于虚拟金融。虚拟金融是与货币异化相联系的。这是货币异化理论的又一个经典概念。只有虚拟金融市场发达，才可能消化并转移由于超额货币发行所可能引发的货币危机。这是一个延伸概念。 为什么说虚拟金融市场是与货币异化相联系的？我们首先还要回答货币异化出现的本质条件，即劳动的异化。
新经济时代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创新劳动的出现，而创新劳动是劳动异化的前提。创新劳动与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不是并列的概念，这不仅是因为创新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是简单劳动包括复杂劳动都不可能模仿和无法用劳动时间进行比较衡量的，而是因为创新劳动所驰骋的领域已远远地超出了生产物质产品的范畴。由于创新劳动的大量涌现并实现市场交换使以体力劳动创造价值的时代成为过去式，“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个古典的公式，在新经济时代成为常态，只是这个时代的“劳心者”依靠的不是资本或王权，而是自己的悟性和智慧。在创新劳动领导劳动价值交换的时代，凡是复制过去劳动产品的劳动所创造的劳动价值都会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贬值；而脑力劳动由于蕴涵大量的创新成分不仅可以以越来越快的频率创造出任何时代都难以比较的超值劳动价值，而且使个体劳动中凝结的劳动价值（量）之差前所未有地扩大，因此，用（平均）劳动时间去衡量社会劳动价值的平均量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逐渐失去意义。一种不用体力，超越（过去）知识，完全独立于物质生产之外并直接与“自然”结合的劳动不仅被承认，而且属于高级劳动形态。这种劳动不一定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同样创造GDP，因为它满足或实现了一种社会需求——使社会转为储备的、“必然”贬值的大量“剩余”劳动价值能够得到保值增值。
为什么在今天的世界，发达国家发行的“基础货币”会越来越多，本质原因还是因为它们的创新劳动者在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领域创造的价值（量）越来越多，由于创新劳动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社会和全世界都必须以极大的价值量与它进行现实的交换（实际是无数的体力劳动与单个的创新劳动相交换），所以对“基础货币”投放形成持续且越来越大的压力。这是新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货币现象。
但是，货币异化理论更重视这些远远超出满足人类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价值量在以货币的形式投放出去后怎样循环，这是劳动异化引发货币异化的关键。简单地说，这些源于物质生产领域的货币流是否会全部返回到物质生产领域。显然，创新劳动者所获得的劳动报酬是远远地超出他的消费能力的，这些货币如果按传统的货币理论统统投入到消费领域必然引发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而从另一个方面分析，这样大的货币流也不可能完全进入现实的消费领域。由于创新劳动者在创造超额剩余价值的同时也需要维持自身创新劳动能力的扩大再生产（延续自身的创新能力并培养下一代具有创新能力的劳动者），所以，必须将相当部分现实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储备起来（其中当然地包括享受的成分），以备与未来的创新劳动价值相交换。
但是，这种储备与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储备有天壤之别。这个“别”，就是我强调的退出理论。退出那里？实体经济。严格地说，这些多余的货币流如果没有退出实体经济，就一定会诱发通货膨胀，同时也会使创新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在现实经济中出现极大地贬值，并最终毁灭人类的创新劳动！
劳动价值的贬值实际就是货币的贬值，防范货币贬值的办法不是改变货币，而是改变货币的流通方式——用创造新的流通市场或对原来的流通市场进行革命式的改造来对冲或延缓这种贬值趋势。所以说，虚拟金融是与新经济时代联系在一起的，虚拟金融是应运而生。
虚拟金融是在资本市场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它绝不等同于传统资本市场。传统资本市场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储蓄向投资转移的需要，将银行业的间接融资变为直接融资，同时起到社会多余资金的蓄水池作用。而虚拟金融的出现是因为货币的异化，有越来越多的货币必须阶段性地退出实体经济。也就是说，有相当部分的货币资本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已经与现实生产力无关或关联性极少了，它们虚拟化了，自然要求流通方式也虚拟化。所以说，虚拟金融的核心是能够推动“存量”资产（财富）的有效配置，而不是增量。虚拟金融是在社会存量财富大量积累后应运而生的，这个“运”既指，怎样使转为储备的大量“剩余”劳动价值能够最大限度地保值增值，这是新经济时代赋予现代金融业的最重要任务。所以，虚拟金融的出现是必然的，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不可避免的！ 货币异化和虚拟金融理论强调原来的货币流通方式——生产—消费—储备—投资——必须改变。首先是，货币的流通已经全球化，更重要的是，货币流必须超出实体经济，特别是在储备—投资环节。
我们可以回到本文的开始，为什么发达国家越来越大的货币流对本土通货膨胀没有造成持续紧迫的压力呢？因为容纳这些大国货币的市场变成了全世界，特别是出现了象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其次，容纳这些大国货币的货币市场已经虚拟化了，这个爆炸性发展的虚拟金融市场能把一个个国家印钞机印制出来的货币怪物一口口地吞下。
由于这些变化了的条件，才使经济规律和经济周期在一定条件下改变了，严格地说，不应该是改变，也是异化。因为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或必然性并不是消失了，而是被全球化和虚拟金融“掩盖”了！
我为什么在评价格林斯潘的历史贡献时说，他虽然没有著述，却比很多理论家高明，就是因为他有悟性，他准确地把握了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虚拟化给美国人创造的机会，他不仅充分地利用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使美联储变成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使美元成为世界货币；更重要的一点是，他非常聪明地玩起了虚拟金融，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虚拟金融市场在容纳多余货币上的作用。有人说他是善于分散风险或转嫁风险，那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一个不断连接在一起的世界和爆炸性发展的虚拟金融市场可以极大地分散风险或转嫁风险，更重要的是，虚拟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可以为制造连续性的热点提供条件，使货币流在各个虚拟金融市场间不停地流动而不破坏实体经济——不出现危机。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经济过热就要灭火，在哪个点热就灭哪，最好使的就是行政干预。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灭海南的房地产之火，用行政命令要求大家撤资。结果是大家都想撤，谁也撤不了，海南一下子完全死了，留下几十年都清理不完的坏账。而格林斯潘不同，他看到股市有泡沫，不是想办法灭火，而是制造或点燃一个房地产热点，把股市的资金一点点吸引到房地产市场来，而当看到房地产又太热了时，则去点燃或制造一个货币市场热点，把房地产市场中的“热钱”悄悄地抽出来。这种调控手段显然比做一个不怕死的灭火队员要高明，因为它使经济热点的降温过程损失最小化，熨平了经济周期的大幅度起伏，甚至使人已经忘记了经济周期中的一个可怕阶段——经济危机。
格林斯潘为什么能够熨平经济周期或用小周期的波动替代大周期的毁灭？不是他比别人高明很多，而是他所处的美国几乎引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有的金融创新。
毫无疑问，全世界最发达的虚拟金融市场是在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多的金融创新也是在美国的虚拟金融市场出现的。而为什么这一切都会出现在美国，一是因为美国实体经济确实强大，更重要的是因为美国的自由，特别是市场的自由。没有自由的市场就不会有发达的市场，更不会有充满创新的市场。
虚拟金融并非空穴来风，它也是建立在强大的实体经济和实体金融的运行基础之上的。仍然是那句老话：“货通天下是汇通天下”的前提，美国货（美国企业）走向世界是美元走向世界的前提；但是，应该再加上一句话：汇通天下会比货通天下放大出不知大多少倍的货币流。当到处都是美元的时候，美元的力量就不是象1+1=2那样简单了。我们先是看到，在新经济时代的初期阶段，由于发展中国家加快了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以及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运动，产生了以投资——劳动互换为特征的巨大货币流。以2003年为例，发达国家流入57016亿美元，流出72723亿美元；而发展中国家流入了22802亿美元，流出了8587亿美元。这个数据是十年前的几十倍，最典型的就是中国。而当发展中国家有了一些力量之后，美国又利用强势的美元和发达的虚拟金融市场将发展中国家微薄的盈利又吸了回去。最典型的也是中国。
在新经济时代，货物流虽然比旧经济时代不知放大了多少倍，而比货物流更重要的是货币流。这种货币流首先以投资的方式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出，然后再以海外收益和诱使发展中国家购买流动性最好的美国国债的方式流回了发达国家。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买美国（包括欧洲大国）的国债，连美国人都说：外国人已经买了全部美国国债的 50%，我们就不用买了。因为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只有 3%，远远不不上那些高利润公司的股票。其实，谁都知道有比美国国债收益率更高的投资工具，可从流动性的角度讲，对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来说只有美国国债市场才是最保险的。
美国人先是投资到外国，产生的GDP算在别人头上，利润却汇回国内；发展中国家辛辛苦苦地挣点加工费，大多数舍不得花，又借给了美国。
这是什么逻辑？！很简单。这是一个创新劳动引领劳动力价值比较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常态。美国人动脑子，发展中国家卖力气，没有办法！还有更厉害的，美国人动不动就整出个亚洲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等，让发展中国家不敢花钱，更不敢把自己的钱投资到全世界的虚拟金融市场上去，于是这些钱只能回流到美国，买了美国国债。
在这种扭曲的虚拟金融市场中，美国人包括日本人欧洲人的财富创造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变。首先是从国内为主向国外为主演化，再次是从玩直接投资向玩虚拟金融演化。比如，华尔街在2005年创造的利润额达到一万亿美金，而日本人在全世界发放贷款所取得的收入使日本的投资收益一下子爆涨了17%（2005比2004）。
然而，正是这种演化的过程可能蕴涵着重大的货币危机甚至经济危机。我在前边说，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容易出现货币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因为它们没有转嫁危机的市场手段，更没有（货币的）市场定价能力。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日两国，由于有了一定的定价能力，特别是善于运用市场手段转嫁危机，使它们更加肆无忌惮。
今天的世界，特别是今天世界的虚拟金融市场已经充满了隐患，也就是说，因为起自美国和后来者的日本已经将这个虚拟金融市场玩的充满了泡沫。当所有的（虚拟金融）市场都充斥着这两个国家过剩的货币时，我们要看它们再向何处转移。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觉悟：由于美元在过去十几年中的扩张，在它成为世界货币以后，也就成为世界所有货币的“对立面”，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各国一起抛售美元，必将引发美元危机和世界货币体系的大危机；而日本近二十年的零利率政策，不断地向虚拟金融市场注入低成本资金，这些资金，把全世界可以炒做的虚拟金融商品炒了个遍，它使商品期货，全世界各地的房地产市场，以及所有相对日元的货币都极大地抬高了价格，产生了极大的泡沫。如果说，这个世界真有“货币怪物”的话，日元可能是首当其冲的第一怪物。由于日元并没有美元这样强大，所以世界货币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极可能从日元危机开始然后向全世界蔓延。 当然，由于虚拟金融市场的屏障作用（阻挡向实体经济的传递），以及世界虚拟金融市场的发展仅仅是开始（仍然有发展和创新的空间），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的货币危机不太会立刻演化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也是货币异化理论的要点之一。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目前基本没有虚拟金融市场，相反的是，我们可以乘美元日元出问题之机开辟或进入世界虚拟金融市场。这是研究货币异化理论之后的又一点心得。